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认为疾病是由某种「否定性」引起的，比如病毒、细菌这些外来入侵者。在《倦怠社会》这本书中韩炳哲说，现代社会的神经性疾病恰恰相反，它们是由「过度肯定性」导致的。

韩炳哲用「免疫学范式」来解释这种现象。20 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免疫学社会，我们的精神和身体是针对 「他者」、「外来者」设防的，生活中划分出明确的内外、友敌、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，无处不在的规矩和边界。

它也被称为规训社会的时代，一个由否定性统治的时代。从我的小学到高中，那个时期磨破耳朵的话是令行禁止，这个不能干、那个不能摸、头发要短、衣服要齐，等等等等，在一个到处设限的闭塞空间中荡来荡去。

规训社会，是工业社会，是福特制大生产的时代。工人被征召到工厂里，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和规章制度工作。他们的身体被规训，变成生产机器的附属。这种规训通过各种制度实现——工厂、学校、医院、监狱，都是规训权力的场所。身处这个时代，作为被驯化的主体，被死死压制，因为规训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禁令和义务，是 「你不能」、「你必须」。

随后跨过工业社会，撕开信息社会、知识经济时代的帷幕，正式步入后工业社会。这时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。主要生产不再依赖体力，越来越多的依赖知识工作、创造性劳动。

这种劳动形式不能简单地通过外部规训来完成，它需要工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。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如影随形的变化，新的意识形态是可能性和自由，是「你能做到」、「你可以的」、「一切皆有可能」。因为「是的，我们能」的肯定性比「你应该」的否定性，在生产上更有效率。

这是我身处大学和研究生校园的时候，这是已经跨入 21 世纪，规训的界限早已淡出耳根。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由肯定性主导的时代，被称为「功绩社会」。

在功绩社会中，工作者不需要外部监督，他们早已内化功绩社会的价值观，自发自愿地、甚至热衷热情地投入工作。功绩社会鼓噪社会大众不断的活动、不断的生产、不断的消费。这暴露出功绩社会的底色：对持续不断活动的崇拜，对永不停歇的生产与消费的推崇。

功绩社会还促使我们不断地点头说「是」，不断接受新任务，不断提高效率。「我能做到」、「是的，我们能行」，这些积极口号背后，隐藏着一种无情的自我剥削。

自此我们扮演起双重社会身份，即使施暴者，也是受害者；即使奴隶主，也是奴隶。这些身份不断鞭策自己，不断燃烧自己，直至精疲力竭。这不是简单的身体疲劳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枯竭，一种存在性的疲惫。

从「免疫学范式」看，现在，威胁不再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我们自身内部的过度索求。

所以作者说神经性疾病不是由外部的「否定性」引起的，而是由内部的「过度肯定性」导致的。我们不再受到外在的压迫，而是被自己内心的驱动力所奴役。这是一种更隐蔽、更危险的奴役方式，因为它披着「自由」的外衣。这种自我剥削的方式，给我们一种看似自由的假相，实则陷入另一种樊笼。

禁令和戒律的压抑性机制，是弗洛伊德构想异常心理机制的基础。然而现代社会，我们作为独立自由的主体，不再臣服于压抑和禁忌的信条，抑郁来自「不敢否定」的状态。当功绩主体不再能继续自我剥削，不再能继续工作，不再能继续提高效率时，他的身体和心灵就会通过抑郁来表达抗议。

因为在功绩社会中，我们的自我价值依赖于我们的成就和生产效能。我们不再有一个稳定的、内在的自我认同，而是完全依赖外部的成就和评价标准。当我们不能再达到外部标准时，我们的整个自我认同就崩溃了。

功绩社会就像创造了一种特殊的主体性形式——「企业家式的自我」。我们被训练成将自己视为一个需要不断优化、不断提升的项目。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、改进自己、推销自己。这种自我优化的强制性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自我异化——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需要不断改进的项目，而不是一个有内在价值的存在。所以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变成一种工具性的、功利性的关系。

于此同时，作为过度积极的功绩社会，还在演变成一种「兴奋剂社会」。作为工具的我们，不断施加各种「神经增强剂」来提高效率，就像咖啡、快乐水、功能饮料、糖果，甚至高油高盐的火锅烧烤，无一不在透支着我们的潜能，直到被「过度积极性」完全吞噬。

功绩社会的过度要求导致了一种新形式的疲惫——不是简单的身体疲劳，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耗竭，一种存在的疲惫。韩炳哲认为，倦怠是功绩社会的标志性疾病，它反映了一种「灵魂的疲惫」。

这里我想到心理学有一个小鼠实验，研究人员把电极插在了小鼠大脑的奖赏中枢。每当小鼠按压杠杆，就能放电刺激脑区，释放多巴胺，获得快感。小鼠品尝到些许快感后，快速成瘾，哪怕付出惨痛代价，也照旧按压杠杆，只为获得精神上的欢愉。哎现代社会我们皆是无处遁形的小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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